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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中的人大歷程】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的理論探索
  土地革命時期,黨在創建革命根據地政權的同時,也對蘇維埃制度進行深入的理論探索。毛澤東同志發表了《井岡山的斗爭》《今年的選舉》《鄉蘇怎樣工作》《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著作,鄧小平編寫了《蘇維埃的組織和任務》,瞿秋白發表了《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張聞天發表了《論蘇維埃政權與民眾政權》,陳潭秋發表了《黨與蘇維埃的關系》等,對蘇維埃有關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闡釋和探索,為土地革命時期革命政權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周恩來后來指出: “關于蘇維埃,不管名詞是否妥當,但蘇維埃是工農代表會議,它與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是有原則區別的。列寧說蘇維埃政權不僅可以用于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國家。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這種思想,把它發展成為中國的代表會議制度。”
  
  一、蘇維埃政權的性質
  
  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建的蘇維埃,其性質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用“蘇維埃制度的形式”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的政權”。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明確規定: “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工農蘇維埃民主政權是嚴格的工農民主專政,只有工人、農民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有他們的代表才能參加政權。1928年1月10日,瞿秋白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中指出: “蘇維埃政府,便是革命的民眾自己選舉出代表,組織代表會議,做一般群眾斗爭的指導機關。革命的高潮之中,這種蘇維埃組織起來,必然要成為暴動的指導機關;暴動勝利之后他便成革命的政權機關。”方志敏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中也明確指出: “目前蘇維埃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對于壓迫剝削階級,如地主資本家,等等,是實行專制,剝奪其政治上的權利和自由;對于工農勞苦群眾,則實行最高度的民主。”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實踐中,毛澤東提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必備條件,如“有很好的群眾”“有很好的黨”“有相當力量的紅軍”以及“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等,把黨的領導、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緊密結合,開辟出了一條把蘇維埃制度本土化、中國化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探索之路。

 

  二、充分發揮權力機關作用
  
  毛澤東在《鄉蘇怎樣工作》中指出: “鄉代表會議是全鄉最高政權機關,經過代表會議的討論,實行蘇維埃的一切法令政策,完成蘇維埃的各種任務”“鄉蘇維埃(與市蘇維埃)是蘇維埃的基本組織,是蘇維埃最接近群眾的一級,是直接領導群眾執行蘇維埃各種革命任務的機關。”為便于經常性履職,應設立鄉蘇主席團,“主席團是代表會議閉會后的全鄉最高政權機關,它應該堅決執行代表會議和上級蘇維埃的決議與指示,它應該積極領導全鄉的工作”。“主席團人數大鄉七人,小鄉五人,他們是代表會議選舉出來的,應該選舉出最積極最有工作能力的分子。”“鄉蘇之下,應該組織各種輔助鄉蘇管理各種專門工作的委員會。吸收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為委員,每個鄉代表都要加入一個或者兩個委員會,在里面起領導作用。要把委員會制度看作聯系廣大群眾推進蘇維埃工作的一種重要方法。”在《才溪鄉調查》中強調: “依靠于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象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
  
  由于當時處于戰爭環境,政權建設也處于探索初期,許多地方蘇維埃制度還不完善,因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提出許多至今讓人深思的問題。他認為,“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符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大會。……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符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毛澤東批評說: “現在民眾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今后應由工農兵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使其具有高度的權力。同時,各級政府要集中全力完成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工作,以保障人民意志的順利實現。
  
  三、實施“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
  
  毛澤東進行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可貴嘗試,致力于實施“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他針對當時在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政權選舉中存在的問題指出: “沒有代表大會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堅持主張從工農兵群眾中選出能夠代表人民群眾的代表組成代表大會,由代表大會選出執行委員會,受代表大會的委托進行工作,處理日常政務。在平時的政治生活中,既要充分尊重代表會議的權力和職能,也要充分尊重委員會集體的職能和權力,這就是“民主集中主義”。他批評有的政府機關民主集中制運用得很不好: “委員會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張聞天則從區蘇主席團與其各部之間的關系上闡釋了民主集中問題。他說: “在這里,基本的原則,是在使區蘇主席團成為區蘇整個工作的領導者與組織者,使一切重要問題的解決都經過主席團,同時使主席團與各部之間保持著適當的關系,使主席團的集中領導不妨礙而且幫助各部本身工作的建立。”并批評有的地方“缺乏主席團的集中領導,而形成各部各自為政的散漫現象”,有的地方“則恰恰相反,主席團的領導固然非常集中,但結果使主席團代替,包辦,或取消了各部的工作”。“這兩種傾向,顯然都是違反我們上述的基本原則的”。“主席團的集中領導與各部經常工作的建立的中心目的,是在使區蘇對于鄉蘇的領導真正加強起來。這里的基本原則,是在使區蘇具體的領導鄉蘇,并且經過鄉蘇的主席團,鄉蘇的代表會議與鄉蘇下的各個委員會來完成一定的任務。”顯然,“區蘇具體的領導鄉蘇”是戰爭環境的客觀要求,具有時代的必然性、必要性。

 

  毛澤東總結指出: “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爭中顯示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利于斗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于群眾組織。”
  
  四、建立民主選舉制度
  
  毛澤東在談到蘇維埃民主的時候深刻地指出: “蘇維埃最廣泛的民主,首先表現于自己的選舉。蘇維埃給予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民眾以完全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女子的權利與男子同等。工農勞苦群眾對這樣的權利的取得,乃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這是人民參政議政的基礎和保證。毛澤東強調,必須實行蘇維埃選舉的群眾化,使更多的工農群眾積極參與蘇維埃的選舉。為此,“必須向群眾解釋選舉的意義”,使他們認識到“蘇維埃是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權,選舉蘇維埃代表是群眾最重要的權利。”
  
  蘇維埃選舉采取區及區以上各級蘇維埃以間接選舉,市蘇和鄉蘇以直接選舉(即普選)的方式,實行自下而上、逐級推進的方法進行。因此,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基層的民主選舉。“城鄉代表會是蘇維埃的基本組織,因此城鄉選舉是蘇維埃的基本選舉”。“城鄉蘇維埃是最接近群眾的一級,上級蘇維埃的一切法令政策,一切擴大紅軍查田運動、實行勞動法、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等工作,均須經過城鄉蘇維埃才能實際去執行,所以城鄉蘇維埃的選舉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選舉”。又說: “要全蘇大會開得好,就必須要省蘇大會選出很好的代表來;要省蘇大會開得好,必須要縣蘇大會選出很好的代表來;要縣蘇大會開得好,就要區蘇、市蘇大會選出很好的代表;要區蘇大會開得好呢?就要鄉蘇代表會選舉出很好的代表;這樣看來,市蘇、鄉蘇的選舉,豈不是關系全區全縣全省全國的整個蘇維埃選舉嗎?所以說市蘇、鄉蘇的選舉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選舉。”在基層的普選基礎上,要堅決遵循“政府工作人員必須由選舉而任職,不勝任的由公意而撤換,一切問題的討論解決根據于民意”的原則,這樣,就使基層蘇維埃具備了“議會主義及直接民權二者之長,民眾直接選舉代表,同時有立法行政之權”的特點。
  
  為完善民主選舉,毛澤東還總結了各地蘇維埃的選舉經驗,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如進行選民登記,公布選民名單;確定工農代表比例,以保證工人與農民的聯盟,并使工人站在領導的地位;劃分選舉單位,以便于人民群眾參加選舉;公布候選人名單,讓選民進行評議;報告蘇維埃的工作,并引導選民給予批評;注意婦女的當選,以調動其參加國家管理的積極性等等。“所有這些,都使民眾對于行使管理國家機關的權利的基本步驟——蘇維埃的選舉,有了完滿的辦法”。從而,吸引了最廣大選民參加選舉。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據地進行了三次民主選舉。在選舉中,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占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一些地方達到了90%以上。
  
  來源: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這里走來》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研究會編寫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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